焦炭下行趋势明显

由于存在认识上的混乱，直到1981年6月，胡乔木卸任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长时，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也没有形成可供讨论的宪法修改草案。

知识分子阶层经过思想改造，已能够为劳动人民服务。所谓基本路线，就是阶级斗争无时不有，无处不有。

我们在思想上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政治上实现了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正在逐步健全，各民族的平等团结关系重新获得加强，爱国统一战线有了进一步的扩大，人民民主专政空前巩固。另一方面，斯大林又说过：宪法是已经走过的道路的总结，是已经取得的成就的总结，是把事实上已经获得的和争取到的东西登记下来，用立法程序固定下来。注释: [1] 《列宁全集》第15卷第309页。何华辉（1925-1996），湖南益阳人，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曾任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总干事，中国政治学会理事。[1]宪法集中地表现阶级力量对比关系，如果阶级力量的实际对比发生变化，宪法一般就会随着改变。

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修改宪法的机会宣布以基本路线为指导思想，企图以宪法的形式全盘否定八大的正确路线，他们的阴谋是很明显的。它强调公民应当正确地运用宪法规定的权利，要求公民在享受权利的同时，履行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义务。要求行政机关在立法草案说明中专门作出合宪性声明，能够向人大代表和公众传达行政机关立法时至少在程序上审查了草案的合宪性。

我国至今还没有公开撤销的案例，均是通过内部沟通的形式督促行政机关及时处理有争议的行政法规。如果信访案件明确涉及法律救济，信访办公室可以建议当事人选择由人民法院依法解决或选择行政复议。这一特殊的宪制地位为国务院相关部委对合宪性争议提供部门解决方案增加了机构优势：一方面，在党的领导下，国务院相关部委提出的合宪性争议解决方案必然沿着特定的政治方向运行。这也是我国诸多法律第一条写明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要义。

因此，行政机关的行政官员或工作人员很可能在某个领域非常专业。有关材料主要包括所规范领域的实际情况和相关数据、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国内外的有关立法资料、调研报告、考察报告等。

这就可能给作出声明的行政部门带来内部政治压力，促使其更加严肃地对待合宪性声明。从《行政复议法》第6条规定的复议范围可见，行政执法过程涉及多项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包括人身自由、财产权等重大基本权利。行政机关是否具备合宪性审查的能力呢？在陈旧的权力分立观点下，行政机关的存在就是为了适用立法机关的法令和执行法院的判决。合宪性审查制度的主要功能定位预设了合宪性审查职能应当如何分配。

民主是我国合宪性审查制度的正当性基础，由此决定了我国正在建构一个由代议机关主导的合宪性审查体制。例如，弱违宪审查制度在英联邦国家的兴起，主要是为了在民主政治之外加强对基本权利的保障，于是紧紧围绕增强违宪审查在法律层面的功能展开设计：第一，将权利法案作为违宪审查机制的运行依据。监察委虽然与党的纪律委员会实为一体，但鉴于监察权的特殊性，宪法不仅要求独立行使监察权，而且成立监察委的意义就在于从形式上分离国家机关和党的组织。基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功能，我国学者先前已经有相关研究讨论最高人民法院如何发挥合宪性审查的案件过滤作用。

我国合宪性审查工作要么是在法律草案的起草阶段。而判断是否领会了正确的立法意图，就取决于解读的立法意图是否与宪法规范、宪法原则、宪法精神相一致。

当然，立法草案说明中的合宪性声明对法院适用法律不具有任何约束力。这种理解与中国共产党的自我定位也是契合的——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由此形成的人大与政府的关系是相对紧密的合作与支持关系。此外，依据《公务员法》第14条，公务员负有忠于宪法，模范遵守、自觉维护宪法的义务。虽然中国共产党在其他国家机关也设有党委，但在政治提法上和实践中并未明确将法院、检察院与党称为一体。但《立法法》第99条的立法导向为完善我国的合宪性审查制度提供了一条思路，即尽可能地避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进行合宪性审查时超负荷运转。同理，行使合宪性审查的职能不是代替，而是辅助全国人大作出合宪性判断。但在行政领域，无论是立法机关还是法院都需要依赖行政机关使法律和判决产生实效，因为行政机关具有强迫个人行使某种行为或强制执行个人财产的机构能力。

但在行的层面有行政机关、法院、检察院和监察委，为何由行政机关辅助全国人大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呢？ （一）中国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功能定位 合宪性审查既是一项政治安排，也是一项法律安排。根据《宪法》第62条和第67条，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享有合宪性审查权的明确主体。

全国人大、国务院都是在党中央领导下同唱一台戏，分工不分家，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法律层面，合宪性审查主要涉及法院在审理个案遇到合宪性疑问时应如何处理的问题。

的确，上述观点充分考虑了构建我国合宪性审查机制的政治条件。国务院依职权立法的事项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大部分法律保留事项存在交叉重叠关系。

这些主张都是紧扣中国政治实践提出的。国务院的机构能力也足以胜任针对合宪性争议出具部门方案的工作。虽然在规范层面论证了行政机关承担合宪性审查职能的可行性，但不可否认的是，行政机关的科层制特征在其行使合宪性审查职能的过程中可能会引发一些弊端。刘连泰教授在其文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享有概括的合宪性审查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必然结果，中国合宪性审查制度必须以此为原点展开。

（二）合宪性审查的职能 我国合宪性审查机制的构建需要以我国独特的议行结构为前提，同时又要起到维系议行结构平衡的作用。如果李某获得的赔偿与其他村民存在不平等事实，李某便受到国家机关不平等地对待，当然有权监督相关部门的行政行为。

既然行政机关事实上参与大量的法律议案起草工作，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取代立法机关成为立法的启动者和形成者，行政机关在起草过程中就应当考虑草案内容的合宪性，在立法前期降低法律违宪的风险。本案的第二项行政裁量为：判断李某的申请是否明显超过合理范围，进而选择是否收取李某信息处理费。

于是，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可能得出与合宪性声明完全不同的结论。第一，要求行政机关依据宪法解释执法依据并不是将宪法作为司法审查中的行政裁量基准，而是将宪法规范作为裁量决定中的考虑因素。

而我国合宪性审查制度在现阶段的主要功能是，维护宪法和法律并立形成的国家法秩序。同时，国务院行使该职能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及备案审查室的工作职能并不冲突，都是向作为决策机关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提供参考意见。1954年《宪法》无论是制宪过程还是宪法的内容都充分体现了民主，其不仅宣布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且规定了实现其权力的各种形式和具体保障制度。在这个过程中，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从规范的视角为人大代表提供法律专业意见。

本文并不主张制度性变革，而应因地制宜地通过细化行政机关现有的职权行使方式或增加其职权行使的具体要求，以期实现行政机关在立法、司法、执法等方面全方位协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这意味着它们在国家机构框架中具有更加独立的组织地位。

实践中，起草法案的行政部门也处于评估法律议案合宪性风险的最佳位置。但法律起草机关的合宪性论证对法院适用法律有一定帮助。

国务院的身份之一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这一职能就可以由全国人大在行的层面适当分配。